全國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規《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》及《實施細則》將于3月1日正式實施。其中規定，“單筆借款金額300萬以上”、“借款余額1000萬以上”、“涉及的出借人30人以上”等情形，借款人應當向管理部門報備。這些具體規則的制定實際上是宣告了民間借貸的合法化。此外，條例及細則還對風險防范和處置以及法律責任等方面做了規定，特別是確定了強制備案制度。 (2月17日《東方早報》)

       溫州的新條例，無疑讓存在已久的民間借貸有了一個較為公允和體面的名分。而在此之前，民間借貸的身世境遇，也一直發生著微妙的變化。從最初的嚴查嚴打，到之后的模糊監管，直至如今的適度放開——在公眾的見證下，民間融資活動艱難地謀求著脫罪與正名。無甚意外，溫州又一次走在了前面。當地風起云涌的資本運作，以及無比現實的市場需求，倒逼著職能部門重新審視、定位民間借貸的身份屬性。

       如果說，《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》宣告了民間借貸的合法化，那么需要補充的是，這種“合法化”仍然顯得有些保守和脆弱。因為一直以來，職能部門就“民間借貸”脫罪化一事猶豫不決，這既是因為此類行為，打破了法定金融機構操控全局的固有秩序、沖擊了傳統的利益分配格局；更在于，民間借貸自身的信息成本、交易成本都偏高，因而與生俱來帶有高風險的一面。

        因為擔憂“高風險”，而拒不給民間借貸合法地位。其后果是，民間借貸變得越發隱匿和地下化，風險系數反倒被推高。此一怪相，充斥著悖論色彩，理應適時糾偏。現如今，溫州順勢而為，大幅松綁民間借貸，無疑有著多方面的考量：一方面，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資金使用成本過高，而資產收益率偏低，無力且無意于給中小企業、農林生產等“末梢單位”以足夠的資本支持；另一方面，大量的民間閑置資本，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渠道，只能進入投機市場豪賭。與其如此，不如引導它們流入民間金融領域。

       民間借貸的合法化，最直接的價值，乃是實現了資金的高效率配置：“有錢沒處花”和“有項目沒錢上”的兩撥人，自此可以光明正大地對接合作。過往的經驗表明，由合法化所帶來的“管制退場”，會促使地下市場變得透明、規范和可預期。可以預見，在身家清白、充分競爭的民間金融市場內，諸如高利貸、高息攬存等危險操作，將失去生存和繁衍的土壤……常識從來都是，政策的松綁，引發市場活力的持續激發，并會衍生一連串的積極回報。

       伴隨民間借貸的合法化，整個民間金融市場，會否迎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？于此，自然有待觀察。但確知的是，一個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，需要更多元的金融市場支撐。在傳統金融機構之外，民間金融勢力無疑是個極有意義的補充，畢竟后者迎合了那些更細分、更靈活的資金需求。